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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紅星》重進今人視野

2019-04-16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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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小平手拿原版和再版《中國的紅星》

長江日報記者葉軍)同是寫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同時在1938年2月出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國人已耳熟能詳,但由中國人自己編著的《中國的紅星》卻銷聲匿跡了80余年。

2019年春,《中國的紅星》經由人民出版社再版面世。在它被發掘和再版的背后,經歷了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它在當下重新出版,到底可以賦予現實以怎樣的意義?長江日報讀+記者采訪了《中國的紅星》發現者姜小平。

忘年交的共同心愿

姜小平,1979年生人,出生于四川自貢。2001年起因單位派駐,常年在武漢工作。他在一家國企行管理之職,八小時之余收藏是他的愛好。

他從1997年開始收集文獻史料,從收藏的萬余件藏品中發掘出毛澤東、周恩來、賀龍、鄧穎超、惲代英、項英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最早個人傳記和鄧小平在國統區的首次公開照片。現為中國收藏家協會書報刊委員會常務理事,被譽為“最年輕的紅色收藏家”。在今日頭條上,他的粉絲量有38萬人,文章點擊量達7.2億次。

2013年1月24日,一個無甚特別的夜晚。姜小平照常在互聯網上一家舊書交易平臺搜索藏品。他偶然發現北京一家賣家上傳了《中國的紅星》,封面設計甚為獨特,目錄也是之前沒有公布過的。多年收藏的經驗告訴他,這本書具有非常重要的收藏價值。他馬上與北京店主電話溝通。經過幾個回合商討,終于以高價購得此書。

姜小平和李良明是忘年交。

李良明年逾七旬,是中共黨史專家、惲代英思想研究領軍學者、華中師范大學教授。

兩人相識于2015年8月,當時為紀念惲代英烈士120周年誕辰,華中師范大學舉辦了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

看到《中國的紅星》時,李良明驚喜不已。他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日本軍國主義侵占上海,首先就炸毀了商務印書館。能在上海孤島時期出版該書,真可謂奇跡!”

李良明經過考證后認為,這本書具有新聞價值、文學價值和史學價值。

而姜小平信奉,藏家不私。從2008年至今他向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武漢大學檔案館、空降兵軍史館等全國各大博物館和高校檔案館以及我國五大戰區中的13個集團軍軍史館無償捐獻文獻史料近300件。

兩人一拍即合,再版此書,讓更多人看到,成為他們共同的心愿。

2015年人民出版社將之作為重點圖書立項。因為涉及多位國家領導人,出版過程慎之又慎。由李良明教授作序,并對全書進行了注釋。并經中共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專家再三審核、建議修改。2019年1月,《中國的紅星》在塵封81載后,首次再版面世。向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恰逢其時。

《紅星照耀中國》與《中國的紅星》

《中國的紅星》到底是一本怎樣的書?

姜小平向記者展示他所發現的原版《中國的紅星》。記者看到,與再版相比,原版開本較小。封面上有七位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漫畫肖像。書本采用豎行排版。從書前后扉頁上,可以看到該書由新中國出版社出版,上海雜志公司、北新書局和廣州、漢口的生活書店以及香港的大公書局經售。出版時間為1938年2月25日。

因為《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的出版時間是1938年2月,只有年、月,沒有具體日期記錄。所以,兩書孰先孰后出版,無法最終確認。只能明確兩者都是在1938年2月同一時期出版。

《紅星照耀中國》與《中國的紅星》,兩者都聚焦中國早期共產黨人,略有不同的是,《紅星照耀中國》對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著墨更多,《中國的紅星》則主要介紹1938年時已犧牲或辭世,和正戰斗在前線的“紅星”,共有50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小傳,個個鮮活,篇幅幾乎是平分秋色。

經過李良明教授考證,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期間,曾組織與會代表寫過烈士傳記,參加編寫的有周恩來、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共寫了于方舟、王小妹等78篇傳略或小傳。此外,1929年中國濟難總會編輯的小冊子《犧牲》,按省籍收錄陶靜軒、陳喬年、夏明翰、向警予、李大釗、張太雷、蕭楚女等180余篇烈士的傳略,彌足珍貴。但這些新中國成立后都未見公開出版,直到1983年3月,中央檔案館黨史資料研究室方將上述兩部分集結出版。

如果說《西行漫記》是外國人介紹中國紅星的第一本書,那么《中國的紅星》就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中國人自己寫中國紅星的書,價值可見一斑。

現國家圖書館、中共一大舊址紀念館等圖書館和文博單位均未查到此書。李良明教授認為,姜小平收藏的這本書是不是孤本尚不能定論,然而存世罕見卻是事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的紅星》這本書后來銷聲匿跡,這是什么原因呢?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至11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侵華日軍包圍的孤島上。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但在征得斯諾本人同意后,飄泊在上海租界內的胡愈之等人組織、翻譯了《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

“《紅星照耀中國》改名為《西行漫記》,這樣就瞞過了日本人和國民黨當局書報檢查官的耳目。而《中國的紅星》這本書的名字太扎眼,估計它甫一出版就遭到查禁和銷毀。”李良明分析道。

《中國的紅星》書名是否受到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影響?李良明“不敢妄斷”,但從著者稱 “摭拾舊聞,參考國內外秘密刊物”成此一書,以及《紅星照耀中國》英譯本在國際上的傳播效果來看,《中國的紅星》書名受到影響是有可能的。

今天仍有很強感召力

《中國的紅星》“以新聞體之淺近文言出之”,注重形象和細節描寫。其中與武漢淵源深厚的領導人有三位:項英、惲代英和蕭楚女。

書中寫惲代英初到黃埔軍校,“一般學生見惲衣冠垢敝,貌不驚人,目為鄉下土老兒,不愿聆彼之講演。不意惲一上臺講演,即彩聲四起。”“惲在廣東,因所負職務繁多,故其忙特甚……因此惲對于《向導》《中國青年》等規定之文章,常于午夜瞌睡之際,始奮其天才,振筆出之。如此忙碌之中,往往無暇整容,須發怒張,常如猬戟也。”

寫蕭楚女“筆誅不足,繼以口罵,口罵不足,繼以用武。某日,曾琦在徐家匯復旦中學演講,適蕭亦在,上臺一拳,即將曾琦打倒,一時傳為笑談。”

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不虛美不矯飾,可以說是相當地接地氣。

評論也客觀公允。比如認為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為最活躍之人物,且為斡旋國共合作之最大功臣。國共再度合作,周之地位,更為重要”。強調陳延年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就和趙世炎、李立三“被稱為共黨三杰”。“其為人刻苦耐勞,具有銳利的政治眼光,觀察一切,異常正確,而辦事手腕,尤有斯達林(即斯大林)之風”。

在今天,《中國的紅星》仍有很強的感召力。

書中寫惲代英“兼職累累,為武漢政府重要紅人之一,月入甚豐,除兼職不取薪外,月入亦有六百金以上。但惲每月只有三十元,其余盡繳共黨,以作黨費,其盡忠黨務,有足多者。”看了教人深思。

在《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一節中寫道,紅軍長征,步行二萬五千里,“賀亦隨軍前進,在戰場上曾受傷多次,身上被炸傷達念(廿的大寫)余處,滿身血跡累累,受傷以后,先由人抬,繼由人背,復換騾馬馱,最后人馬俱無,只得步行,而于此時,又產生一小孩,可謂受盡世間之一切痛苦,然卒不死,而奮斗之火焰亦不稍退減。”觀之令人動容。

囿于歷史的局限性,《中國的紅星》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比如將向忠發、王明、張國燾列入中國的紅星,他們三人,“晚節不忠,不足為訓”。讀者宜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在再版中都做了注釋。

但時至今日,讀者仍可從大量生動鮮活的故事中,一再觸碰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著者身世成謎

為什么寫這本書?編著者林軼青坦言:”中國之有紅軍,前后不過十年歷史,但紅星之活動,則已將近有二十年之久”“此輩紅星身世,各各不同,或則出身富豪之家,或則貧無立錐之地,然既經獻身革命,則為主義而奮斗犧牲之精神,殆皆一致。”

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已盡捐前隙,攜手合作,同為復興民族而努力。因此,全國廣大民眾,“今日翹首延踵”,更都迫切希望知道“此輩紅星身世”。為“不侫追念過去,既珍國土,彌懷先烈,實不忍聽其此輩畢生奮斗之紅星,及身而沒,英名不彰于世”。

美國康奈爾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王元崇認為,“該書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向本國民眾熱烈又客觀地介紹中共革命人物及革命歷史的系統之作,昭顯了作者十分強烈的時代和人文關懷,是一部有血有肉的故事集,又是一部酣暢淋漓的當代實錄。”

編著者林軼青的身世,李良明教授曾反復考證,推測是上海的出版商林軼成,但也只是推測。他給林軼青“畫像”,認為他應該是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進步知識分子,是一個媒體人或能廣泛接觸當時公開的或秘密書報刊的人,因為對惲代英和蕭楚女刻畫尤其細致入微,很有可能是對惲代英和蕭楚女特別熟悉的人。當年不忍紅星及身而沒,英名不彰于世的著者,身世在今天卻成為謎團,這不能不令人為之唏噓和感嘆。

責編:趙樂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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